“小宝啊，你让我怎么说你？也许我真的看错你了。”王体乾怒其不争的看着韦宝。
“叔父，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就当我胆子小，当我笨蛋不懂事吧，反正我不敢与魏忠贤为敌，我怕死。”韦宝苦着脸道。
“小宝，现在不是你自己辞官，你是被迫的，是被他逼的出走离开朝廷，而且，你觉得你出走了就没事了吗？你有朝一日发现性命难保的时候再后悔就晚了！”王体乾有点着急了，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叔父啊，这件事关系重大，只要有陛下在，谁都斗不过奉圣夫人和魏公公的，这你看不明白吗？性命难保就争取保命啊，与魏公公为敌，绝非上策！”韦宝颇有点坚定不移的味道：“对不起了叔父，小宝实难从命。”
事实上，韦宝也的确是这么想的。
“你不是从我的命，这事与我关系不大，小宝，我是真的把你当子侄看待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意呢？”王体乾气道：“好，好，好，既然是这样，我不多说什么了！你到时候后悔，可别再说我没有提点过你！”
韦宝微微一笑：“叔父，喝口茶，消消气。”
王体乾已经气得有点轻微发抖了，哪里还有情绪喝茶，重重的叹口气，然后拂袖而去。
王体乾气冲冲的回宫，他倒是不用担心魏忠贤会因为他深夜去找韦宝而疑心他，他可以说是帮着魏忠贤去劝说韦宝。
而且，王体乾相信，就算魏忠贤知道自己与韦宝过从甚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自己不明着与魏忠贤作对，凭自己在宫里面的资历，凭陛下对他的熟悉，他平时也没有犯过过错，魏忠贤想动他也不容易。
若是没有这样的底气，王体乾也不敢想要通过联络韦宝，反了魏忠贤。
皇帝如果要杀他王体乾，或者撵走他王体乾，绝对不可能不声不响的，他这样的亲近内臣，肯定会在撵走他之前说清楚，说一番话。
王体乾要想告魏忠贤的状，那就太容易了，王体乾手里有很多魏忠贤的把柄。
而且，王体乾虽然低调，不怎么与宫外官员结交，但是在宫中也是有不少隐藏亲信的，经营了这么多年，绝对不是孤家寡人，这一点，魏忠贤也很清楚。
王体乾不但手里有几个隐藏亲信，还偷偷的与皇后张嫣能说上话！
王体乾很清楚，皇帝十分看重亲情，对张嫣皇后和兄弟信王十分信赖和维护，要不然客巴巴和魏忠贤多次对张嫣和朱由检进谗言，为什么皇帝从来不搭理。
大明王朝是有意思的，对于这样一个，一扫两宋政治颓势，十七世纪前期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国际影响和声誉的赫赫汉族王朝，在思想上媲美春秋战国、经济上比肩两宋，在武功上重振中华汉族雄风的伟大王朝。
文官、勋贵和内臣、太监应该是相互制衡，文官集团的力量虽然很强大，但勋贵却是可以世袭的，而内臣依仗皇帝的信任可以保持对两者的压制。
这是朱元璋—朱棣时代的逐步形成的政治稳定格局，也是比较稳固的三角制衡，因为明朝前期对蒙古和西南地区都是处于进攻态势，勋贵子弟在战争状态下是可以保持正常偏上的水平的。
这些都可以参考唐代的关陇集团。
而科举形成的文官集团可以在朝堂上形成牵制，这个阶段的文官并没有办法压制勋贵，一方面勋贵与皇族的姻亲，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战争培养的勋贵人才梯队。
内臣更像是皇帝意志的延伸，当一方势力衰弱时，内臣就会压制强势的那一方。
直到英宗的土木堡之变，明朝损失的不止是精锐的中央军，还有一大批随行的勋贵子弟，能伴随皇帝亲征的必定是家族内优秀的后辈，依仗军功起家的大批勋贵因此失去了优秀的继承人，皇族也因此失去了最坚定的利益支持者。
由此文官集团开始独霸朝堂，皇帝不得不开始重用内臣来牵制文官，武将的身份开始不断降低，直到出现了家丁这种畸形的军事产物，虽然中间有过戚继光等人的短暂中兴，但那支逐马漠北的明朝军队却真正地毁在了土木堡。
有时候，韦宝对大明朝廷的斗争挺厌烦的，没完没了，不死不休，甚至觉得明朝的党争有时候都可以不叫党争，可以升级为党斗！
斗趴下勋贵，土木堡，斗趴下外戚，终明朝一朝外戚势力存在感读很低，但也有，明孝宗张皇后家两个宝贝兄弟，成化朝万贵妃家宝贝兄弟万通。
斗趴下皇权，内阁制度，言官制度，斗趴下太监，斗趴下同僚，楚党等和东林的斗法，南北官员的斗法，最奇葩的是别朝朝争，有为权利的，有为政见不和的，有私人恩怨的，明朝士大夫们给加了一个，为了地域歧视的！
有时候韦宝真的很佩服这帮士大夫，太有战斗力了。
不过，这帮人，最后和穷鬼们斗，这个没斗过，把大明朝给斗没了！把他们自己斗的不剩下半口气了。
最后还想和清朝那帮蛮夷扳扳手腕子，结果人家蛮荒之地来的，不按照套路来，文字狱，满汉分制，这帮人便傻眼了！
实际上，党争这个东西表现形式有很多，在各个朝代的表现和起因也各不相同，但像明朝这样严重的，确实也没有第二个了。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韦宝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韦宝认为很有道理。
不同政治集体的碰撞，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有一定好处的。
凡事情都应该有个度，到了明朝这种争斗已经是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了。
君子小人，地域籍贯，贪污腐败，私德有亏，文武之别，甚至是立功受奖都能成为争斗的理由。
失控之下的的争斗已经是没有人可以控制的了，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能被卷入党争，而这根本不受控制。
朝堂上两帮斗起来了，一个人本来本意是支持东林党的，结果这个人的座师是阉党的。
这个人还能怎么办，除了捏着鼻子上，就什么也做不了，否则就得赔上个人的政治生命。
朝廷很多大臣是中立派，这得有前提条件，他们的座师也得是中立派才成。
就比如韦宝和袁崇焕的座师孙承宗孙大人，孙承宗就属于中立派，基本上东林党和阉党都不怎么待见孙承宗。
正因为大明的官场斗争到了这种程度，导致很多时候有些能做实事，想做实事的人很多时候做不了，这就是失控党争的遗祸了。
明末崇祯皇帝手上这样的例子不少，在天启皇帝朱由校手上还稍微好一点。
而且明朝党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垮了一派后，就立马推翻之前所有失败者的一切，不论好坏。
导致很多时候，好的政策不是以国家制度形式来推行的，是被民意裹挟的，赢的一方是民意。
到这时候能怎么办，斗吧，除了斗还能怎么办。
张居正的例子就是最典型的，为了推行他的改革，斗了多少人！
最后怎么样，政争一出结果，等张居正一死，立马全盘推翻。
到最后，连明朝皇帝都被这个党争框架给绑架了。
天启崇祯朝光围绕蓟辽督师这个位置，前前后后斗了多少次，每换一个督师立刻就变换一个方法。
结果北方越来越糜烂。
流民问题也是这样的，不管成功失败立刻就是一场斗争，前前后后也换过不少人来。
孙传庭什么的，难道他们做的不够好吗？
但是在那样的党争政治环境下，没用了，做的越多越错。
最后两边人马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自成等人坐大。
要是换个现代的键盘侠在这样的环境估计早就抹脖子了，还谈什么剿寇报国，臣妾做不到哇。
韦宝做的还是很不错的，韦宝觉得这样的局面没有解，但可以缓解。
那就是上面有一个强力的政治权利，压在头上。
而且这个政治权利不能是皇权，也不可能是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