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就是打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打倒最后谁都打不动了，一纸条约让各个小国小邦都拥有名义上的平等地位。
但于此时，只是礼崩乐坏，还未到一统或是彻底分裂之时，也只能用之前已经有的规矩。
《秋官、大行人》曾言，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同样是邦交，问、聘、朝三字是完全不同的，但又是整个华夏体系之内通用的规矩，一如后世的所谓使节大使之类的区别，需要天下承认才能约定俗称。
宋国一般在晋国和楚国史书中，都是“朝”，示意宋国国弱而楚国国强，以弱交强而称之为朝。
是故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说完战胜于朝廷之后，说的是各国皆“朝”于齐。
既非问，也非聘。
而这一次宋人俘获了楚王，便不可能用朝之礼，而应该用聘之礼：这一次为了给足双方体面，不能说是战败成盟，而是说楚王带人来商丘狩猎，与宋公会猎，宋公作为主人来招待楚王，而不能说是楚王帅军攻打商丘兵败被俘。
因为这涉及到背后的一系列事情，一旦三晋来攻，还需要借助楚人的力量还保持宋国的独立。
这一点适是有所准备的，熊当一死，楚国因为继承权危机，立刻就会陷入混乱。
郑君和王子定是甥舅关系，王子定不能即位而被兄长夺位，原本亲楚的郑人立刻就会放弃与三晋的分歧和韩国的血仇，一同护送王子定回楚即位。
陈蔡等国也和王子定走的更近，他们也会在继承权危机之后叛楚，加入到支持王子定的行列。
这个混乱的过程要持续很久，楚国将陷入巨大的危机，三晋将会前所未有的强大。历史上直到吴起入楚之后，才能收回陈蔡，才能堪堪抵御三晋的进攻，直到中原大战爆发让楚人喘息一阵。
这种背景之下，以聘之礼来作为宋楚两国之间弭兵的礼仪，很符合情景。
一则是聘礼，是作为两个平等地位的国家邦交的礼仪，一如从鲁国分出去的邹国，是绝对不能用聘礼去见鲁侯的、再如晋楚强大的时候，第二次弭兵会之后宋、郑、卫等国，也只能朝于晋楚而不能聘于晋楚。
如今楚王被俘，宋国占据上风，但楚国的体量太大，也只能在礼仪上谋求一个两个平等的地位。
二则是楚王被俘，终究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这种耻辱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化解，这仇恨会持续很久。
此时的天下，很容易记仇，尤其是侮辱这样的仇恨。
纪侯当年进献谗言，导致齐侯被周天子烹杀，之后齐人灭纪国，用的正是这个理由。
而楚人又是相当记仇的，这种记仇甚至可以持续数百年时间。
当年熊铎筚路蓝缕得封地五十里的时候，穷的只能以枣木箭作为贡品进献周天子，结果和齐侯、鲁侯、卫伯、晋侯一同侍奉周天子，周天子和其余四家都有亲戚关系也更近一些，为此赏赐礼器的时候忽视了熊铎的存在。
数百年后，到楚灵王的时候，楚灵王还对这件事念念不忘，曾说：“从前我们先王熊绎与齐国的吕伋、卫国的王孙牟、晋国的燮父、鲁国的伯禽同时事奉周康王，周分赐九鼎给齐、卫、晋、鲁四国，唯独我国没有。现在我取得了巨大的功业，如果我派人到周室，要求将九鼎作为分赐绐我国的宝器，周天子会给我吗？”
这件数百年前的事，都能翻出来作为问鼎轻重的理由，楚人记仇的性子也是不得不提防的。
这种情况下，虽然楚王被俘，但是用两国平等邦交的聘礼作为礼仪，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事。
这种事，需要走形式，于是这边商量好之后，还要派人通知一声楚王，让楚王认可才能实行。
楚人营地中，墨者和宋国君臣一并给出的种种条件已经递交到了楚王的手中，楚王如今还在公造冶的掌控之中，整个楚人的营地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局面。
营寨之内，是沛县义师与墨家精锐控制着楚王。
营寨之外，是楚人精锐围困，又有弓手准备，其余营寨严阵以待，防止宋人这时候突袭。
那些给楚王的帛书上，写的冠冕堂皇。
而作为楚营之内主管大局的公造冶，听到的则是完全另一种更为直白的说法。
这一次的成盟，不能说楚人被击败，而是要说楚王带人北上狩猎，一不小心来到商丘。
然而，因为没有提前通知宋公，所以宋公并不知晓，因而宋公需要先派人来告诉楚王：是我招待不周。
楚王还要派出使节，前往商丘，再拜宋公，说这不是宋公的过错，而是楚王自己不小心来到了宋国的领地，没有提前通知宋公，这是楚王的错。
双方先走个形式一般互相认错之后，楚王要派大夫，手持玉樟来见宋公，以玉璋作为聘礼，表达希望能够会宋公会盟。
宋公还需要在接待之后，再把玉璋还给楚大夫，显示自己是重礼而轻物。
你们的玉璋是对我的尊重，我收下的尊重，但是我不是贪图玉器的人，所以要再把玉璋还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