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3号, 我在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火车上遇到了陆云凤, 当时她穿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戴着遮住大半边脸的墨镜, 刚启动的火车摇晃的厉害, 她也跟着一摇一晃的向我走来，坐在了我的对面。那一天，我们是那节车厢里唯二的东方面孔。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她, 当然不是因为她看上去跟我同族, 而是因为她的那件红色衬衣，红色是我钟爱的颜色, 见到任何红色的物体都会难免多瞟一眼。
我当时试图想象方果儿穿上那件红色衬衣的样子, 但是努力了几秒钟, 不得不放弃。因为我跟果儿实在太久没见, 我几乎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儿了。
方果儿是我的女朋友, 必要场合，也会被介绍为孙夫人。我们在一起七年, 每次在谈论结婚时，都会因为孩子的问题搁浅。她想要孩子，我不想。
她据此认为我不够爱她，因为她的一个姐妹跟她说：“如果男人说不想要孩子，你一定要明白，他只是不想跟你要孩子。”这句话背后还有个生动的故事, 所以令方果儿深信不疑。
尽管我无数次的跟她说, 我不想要孩子,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父亲。
有很多次，我想过跟方果儿分手。虽然我不想要孩子，但是我得结婚。我的工作要求我得有一个家庭，至少是两个人的家庭，以显示我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能成为负责人的领导者。
但是最终我们也没有分手，倒不是因为方果儿不肯，我知道她早就不爱我了。我们没有分手的原因说起来很荒唐，是因为没有时间。
我跟果儿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们有许多联名产业，如果分手，这些产业势必要做切割，还不能全部交给律师办，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毕竟我任职国企，她是公务员，这里面有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
我正想着跟方果儿之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忽然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意义不明的声音，我抬头，看到坐在我对面的红衣女人在笑。我问她笑什么，我指了指我手里的书说这是我读初中时候看过的小黄书。
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初二，专门挑那些描写男女情&事的段落来看，露骨的词汇总是令人亢奋。
不过初中过后，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另外的东西，譬如我翻开的这一页上的这句话：“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在红衣女人上车之前，我已经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打断我的思绪，我想这会儿我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我最近总会无端端的难过，有人说这是抑郁症前兆；抑郁症最近几年成为圈里的流行病，很多人自杀的原因被归咎于此。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自杀，一定会留下完整遗书，让他们知道这跟抑郁症毫无关系。
“请问这趟车去哪儿？”
正当我想着遗书要怎么写的时候，我再次听到了对面女人的声音。
“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我说着又仔细的看了看她，很明显，她不是体验生活的艺术家，也不是傻到会上错车的无知妇女，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冲动到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火车，想必是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女。
“布鲁塞尔。”她重复道，接着问我：“你去工作？”
我摇了摇头，“随便走走。”
“那咱俩差不多。”她说。
我笑，一定是我刚才看她的时候透露出了不屑，她才会这样问，不过她到底厚道，如果换成方果儿或者我的那些女下属，她们一定会想办法反击，让我知道我正在随意评判他人。
“布鲁塞尔不大，但是很有意思。除了撒尿小童、原子塔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景点以外，街头雕像和某些街区的橱窗也非常有意思。”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偏见，我开始对她释放友好。
“我知道天鹅咖啡馆，马克思写《□□宣言》的地方。”她说。
我又笑，因为她的气质、打扮，实在跟马克思和《□□宣言》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很快又意识到，这是偏见。说不定她正是那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我这种人，正是她要革&命的对象。
“所以你是为马克思而来？”我怀疑我的语气可能有些过于小心翼翼。
“我以为你是。”她指了指我的胳膊说道。
我一愣，这才发现我外套的袖子上印着镰刀斧头图案。我早上出门穿的是三件套西装，这件外套是从司机那里借来的，当时匆忙套上，没有留意过图案。
我脱下外套，翻来覆去又看了一通，确认没有不适合出现的图案，于是重新穿在身上。
我衣服还没穿好，对面女人忽然鬼鬼祟祟靠近我，小声说道：“检票的来了。”
我回头一看，是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白胡子男人正走进车厢，开始查看乘客车票。
“你没票？”我问红衣女人。
她摇头，“嗯。”
“可以补。”
“我没带护照。”这句话她说的很小声，我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她趴在桌子上，身体前倾，头几乎顶着我的胸口，又轻轻说了一遍，“我没带护照。快，帮我！”
我想如果她是我的下属，我已经开始骂人了，出门不带护照，三岁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干。
但鉴于她是个远在异地他乡的国人，我还是压着不耐问道：“怎么帮？”
“坐到我这边来，假装在吻我！”她说完在位置上坐正，取下墨镜，同时轻轻拍了拍她身边的位置。
我本来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无稽，但是在她摘下墨镜的那一刻，我动摇了。那张脸不施粉黛，也不再年轻，但却意外的好看。妩媚中带着英气，跟我钟爱的红色正好相配。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一张跟红色如此相配的脸。
我起身移到她旁边，这个时候检票员离我们还有几排的距离。
“快点！别让他发现我们是在作假！”她说着拽我坐下来，迅速的将头靠在我肩膀上。她有一头蓬松卷曲的长发，柔软发丝触到我的脖子和下巴，像是某种特殊布料的触感。
“你确定这样可以？”虽然说不出拒绝的话，但我心里对这样的胡闹还有些犹疑。
“一定可以！这里是法国，即使世界大战，他们也不会打扰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侣。”她说着主动将手搭上我的肩膀，再次提醒催促我快点。
我不得不搂住她的肩膀，低头靠近她，伴随着她温柔体香袭来的，是某种危险的预感。
多年来，我恪守一个好男人的准则，自打跟方果儿在一起后，从未跟其他任何女人有过苟且。
好笑的是，这在方果儿眼里并不算是一个优点。很久以前，在我们还有心思吵架的时候，她说我薄情寡义，引用的例证是我把一位喜欢我的女下属降职调离公司总部。
“就算你不喜欢她，但是她那么喜欢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对她留些余地。可是你却为了自己的名声，不惜毁了她的职业生涯，这就是你！”方果儿这样控诉我。
我记得自己当时气炸了，我跟方果儿说，从此以后我来者不拒，你最好不要后悔。她说你有本事做给我看！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做到来者不拒，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有为青年，在这个圈内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年纪轻轻就做到这个位置，我的人生还有无数可能，不能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而丢掉光明大道。
“再近点！”红衣女人在我耳边说道，是惯于命令的语气，她丝毫没有诱惑我的意思，完全是在利用我。
我将她的头按在我胸前，右手穿过她的长发，捂着她的半年脸颊，同时靠近她，嘴唇贴在我自己的手上。她头发做了很好的遮挡，我相信这是不会被人发现的借位。
“你手放开点，憋死我了。”她抱怨，下巴颏贴着我胸口一上一下。
“别说话！人过来了。”我闭着嘴，嘟囔了几个字。
她终于安静下来，我的嘴唇始终贴着自己的手，同时在心里默算着时间，大概过了五分钟，我放开她。
她扒着座椅靠背往后看一眼，不安的问道：“查完了？”
“查完了。”我说，同时起身，回到自己的座位。
“看吧，我就说有用！”她竟然还得意。
“你是中国人吗？”我问她。
她点头。
“下火车我陪你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
“不用了。到站我就返回巴黎。”她说。
“要是再遇到检票呢？再找一个男人跟你假扮情侣？”我有些生气。
“怎么着？怕我丢中国人的脸？”她笑看着我。
我瞬间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生气有些莫名其妙，不得已软下口吻道：“补个证不麻烦，何必给自己找事儿。”
“好吧，听你的。”她犹豫半天，终于答应，接着又笑，眼睛眯起好看的形状，跟我说道：“谢谢你。”
“你叫什么？”我开始忍不住的想要跟她说话。
“阿凤。”她说。
“阿凤是广东人的叫法。你是北方口音。”
“那就按照北京规矩来，叫凤子。凤子……疯子。叫我疯子吧。”她临时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疯子，你好。我叫猴子。”我饶有兴致的跟她鬼扯，同时伸出手去，算是与她正式认识。
“猴子。你该不会姓孙吧。”她说着与我握手，想当然的猜我的姓。
猴子是我学生时代的外号，我叫孙宁，她猜对了。
我们又聊了些有的没的，我没有打听她为什么会不带护照、不买车票的出现在这趟车上，她也没有问我何以会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出现在这里。
下了火车，我说陪她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她拒绝了，我也没有坚持。她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灵活，相信即使没有护照，也能平安回家。
萍水相逢，无有所图，未必不是一段美好记忆。
我们在火车站门口告别，我步行去市中心，到达大广场地带大概用了十多分钟。布鲁塞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读书的时候来过，过去几年，也经常过来开会。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跟我们的北京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喜欢它没变化。然而行程比我想的无聊，以前开会路过时看到的那些美景，现在仔细看过去，仿佛也没什么特别。精品店里卖巧克力、茶具、丁丁历险记的手工制品，并无什么新鲜；满大街的游客，人人都拿着相机，拍人和建筑物，表明到此一游。
有说粤语的一家人询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一张全家福，我用法语拒绝了他们。
后来我丧气的想，我还不如吃完午饭，回去巴黎的会议室好了。
我去天鹅咖啡馆吃午饭，里面多半都是中国人，自然是慕着马克思的名义而来。
白人服务生看到我，借着跟他同伴打招呼的时机说：“又一位同志，今天第十九位。”
“我不是同志，我只是饿了来找吃的。”我用法语说道，“还有，我要那张桌子，别跟我说有人预定。”
白人小伙子撇了撇嘴，带我去了靠窗的位置。我刚刚坐下，听到有人用中文在我背后叫：“猴子！”
我一回头，看到那个自称“疯子”的红衣女人正从后面的座位起身向我走过来。布鲁塞尔太小，这样的偶遇并不稀奇，尤其对于游客来说，。但我依然在那一瞬间，相信了某种被称为缘分的东西。
“我刚才要这个位置他不给我，说是有人定了。你什么时候定的位置？”疯子说着话，也不等我招呼，便在我对面坐下。
我抬头问那位叫乔治的服务生，“乔治，我是什么时候订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