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那片水泥盖板的下方，正酝酿着某种他无法理解的病变。
那片新封填的电缆沟盖板，本应是坚固而沉寂的。
然而，在晨曦的微光下，其边缘地带却呈现出一种不祥的质感。
无数细密如针尖的蜂窝状孔洞，破坏了水泥本该有的平滑，仿佛在凝固的最后一刻，有某种滚烫的气体从内部拼命逸出，留下了这片挣扎的痕迹。
林工将车停在不远处，没有熄火。
他走下车，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变电站内部传来的、规律的电流嗡鸣声。
他蹲下身，戴着手套的指尖轻轻拂过那些孔洞的边缘。
触感粗糙，像劣质的浮石。
他将手掌悬停在盖板上方，一股微弱但确凿的温热感，正透过手套的纤维传递过来。
地下管线，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冰冷的。
他回到车上，没有声张，只是默默调取了自己权限范围内的夜间监控录像。
画面清晰，一夜之间，没有任何人或车辆靠近过这片区域。
但他切换到红外热成像记录时，心脏却猛地一沉。
凌晨三点十七分，这个坐标点的温度曲线出现了一个陡峭的尖峰，在短短几秒内，从接近零度的环境温度飙升至骇人的六十八摄氏度，随后又迅速回落，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不是施工瑕疵，这是一次无声的“高烧”。
林工关掉监控，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他知道，上报这个异常，只会引来他无法预测的关注。
他再次下车，从工具包里取出一支油性记号笔，在盖板的中心位置，歪歪扭扭地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叉号，并在旁边潦草地写下几个字：“渗水隐患，待复检。”
做完标记，他并未就此离开。
他从后备箱取出一根沉重的铁撬，对准盖板的一个角，用尽全力猛地砸了下去。
“咔嚓！”一声脆响，水泥角应声碎裂，掉落下一块不大不小的缺损。
一个完美的、隐藏着未知危险的异常点，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粗暴的、随处可见的“工程质量问题”。
他拍了拍手上的灰，驱车离去。
三天后，市政的自动化巡检系统扫描到这个标记和破损，根据预设的程序，将其判定为“低优先级破损点”，归入了季度维修计划，不再触发任何高频监测的警报。
一个被官方认定为“已知残次品”的东西，在系统的数据库里，就失去了继续被关注的价值。
它安全了。
城市的另一端，刚刚退休的王主任正经历着一场更为隐秘的交锋。
他路过一家新开的社区便民超市，明亮的橱窗上张贴着一张“老街记忆展”的海报，下面摆着几件从拆迁区搜罗来的旧日杂货：一枚锈迹斑斑的十六两秤砣，几张褪色到几乎看不清字迹的布票，以及一台伤痕累累的老式机械打卡钟。
王主任的脚步猛地顿住，目光死死锁定了那台打卡钟。
钟表的指针，静止在一个他永生难忘的时刻——上午七点三十三分。
那是三十年前，他作为社区负责人，在旧办公楼被查封前，最后一次签到的时间。
一股突如其来的晕眩感攫住了他。
周围超市的喧嚣声仿佛被一层厚厚的毛玻璃隔开，变得模糊而遥远。
他稳住心神，走进店内，装作不经意地向年轻的店主询问这些展品的来历。
店主很健谈，说都是从拆迁工地的废料堆里捡来的，觉得挺有时代感，就摆出来当个装饰。
王主任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道了声谢便离开了。
然而当晚，他却如幽灵般出现在那家超市后巷的垃圾站。
他戴着手套，沉默地翻找着被丢弃的纸箱和包装残片，终于，在一块被撕裂的瓦楞纸板上，他找到了那张皱巴巴的运输单。
发货方地址模糊不清，但接收方的戳印却异常清晰——“市档案馆C7分拣区”。
第二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房，找出孙子玩剩下的一块彩色橡皮泥。
他将橡皮泥反复揉捏，对照着记忆中那个戳印的形态，用一根针和一把小刻刀，在橡皮泥上精雕细琢。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一张废弃的信纸上反复按压、比对、修正，直到那枚简陋的橡皮泥印章，能够完美复制出“市建委物资注销章”的所有纹理，包括那个微小的、因长年使用而产生的缺角。
黄昏时分，他用这枚假印章，在一份伪造的《关于部分无价值历史档案实物作报废处理的清单》上，盖下了一个以假乱真的红印。
他将这份清单悄悄塞进第二天要去社区活动中心递交的一摞待签文件之中。
他知道，有些不该重现于世的“记忆”，就必须让它在制度的流程里，死得合乎规矩。
林工的战斗则永远伴随着金属与电流的冰冷气息。
某段城市主干道地下的光缆近期频繁出现信号中断，技术组多次排查无果，怀疑是周边有未报备的野蛮施工破坏了线路。
林工奉命前往勘察。
现场没有任何掘进的痕迹，然而当他打开光缆井的接线盒时，瞳孔却微微一缩。
盒体坚硬的工程塑料外壳上，附着着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菌膜。
在便携显微镜下，那菌膜的结构令他背脊发凉——它并非杂乱无章地生长，而是以一种惊人的精度，在微观层面模拟着整段光缆的纤芯布线图。
它像一个活着的、不断自我复制的线路蓝图。
他没有尝试清除这诡异的菌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