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涩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大西洋特有的狂野气息。我紧紧抓住贝格尔号锈迹斑斑的栏杆，感受着这艘英国皇家海军勘探船在波浪中富有节奏的摇晃。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墨蓝海水，头顶是成群追随船尾的信天翁。
“适应海上生活需要时间，我亲爱的朋友。”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
我转过头，查尔斯·达尔文先生正扶着被海风吹歪的礼帽，对我露出善意的笑容。这位时年二十二岁的年轻学者，面容清瘦，眼神中却闪烁着对未知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光芒。
“达尔文先生，”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松开紧握栏杆的手，“这是我第一次远航。”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林夕今。”他望向无垠的海平面，“但为了科学，我们都愿意离开舒适的书斋，不是吗？”
正当我们交谈时，桅杆上传来水手长的呼喊：“前方发现岛屿！贝格尔号即将靠岸，请大家做好准备……”
福德角群岛的轮廓逐渐清晰，像一串撒在大西洋上的黑色珍珠。我们跟随着考察队陆续登陆，踏上这片由火山岩构成的土地。我和达尔文先生结伴而行，沿着崎岖的海岸线行走，脚下是千奇百怪的黑色玄武岩。
“小心些，”达尔文伸手扶了我一把，“这些岩石非常锋利。”
突然，他停下脚步，目光紧紧锁定在附近一片浅海中。“快看！”他压低声音，仿佛怕惊扰了那个奇妙的生物。
一只乌贼正在清澈的海水中优雅游动，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身体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换着颜色——从与沙底融为一体的深褐色，到模仿礁石的浅灰色，再到带着复杂斑点的蓝绿色，如同一个活着的万花筒。
“太神奇了！”我忍不住惊叹，“它怎么能变得这么快？”
达尔文已经掏出随身携带的皮质笔记本，快速记录着观察结果。“这种变色能力显然不是偶然的，”他边写边说，“它一定有助于它们躲避天敌或捕捉食物。自然赋予生物的每一种特性，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我们继续向前，攀爬上一处约十多米高的岩壁。在这里，达尔文又有了惊人的发现——岩缝中嵌着许多贝壳化石，有些甚至保存得相当完整。
“达尔文先生，这些贝壳怎么了吗？”我看着他将这些化石小心翼翼地装进那个标志性的药盒里，不禁好奇地问。
年轻的自然学家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思考的光芒：“你不觉得很奇妙吗？贝壳按理都应该生活在水里或者浅滩上，怎么会出现在这么高的岩石上？”
我恍然大悟，对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隐藏的奥秘感到震惊，也无比敬佩达尔文对大自然敏锐的洞察力。正是这种能从平凡中看出不平凡的品质，才使得他日后能够改变整个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识。
“达尔文先生，您怎么想？”我追问道。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尘土，目光投向远方的海平面：“我大胆猜测，也许是海岛本身升高了，结果沙砾中附着的贝壳也被带到了十多米高的岩壁上。这意味着，我们脚下的大地并非一成不变。”
“对呀！”这个解释如此合理，却又如此颠覆。
“可是，”达尔文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这就与基督教的教义大相径庭。圣经上说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无需改变，也不会改变。”
海风吹拂着他的鬓发，那一刻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挣扎——亲眼所见的证据和根深蒂固的信仰。
“如果上帝不存在呢……”我轻松地说道，声音几乎被海浪声淹没。
达尔文震惊万分地注视着我，那双蓝色的眼睛中闪过困惑、惶恐，继而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明悟。我们对视了许久，最终化为一个默契的会心一笑。在那瞬间，我仿佛看到了一颗种子在他心中发芽——那颗敢于质疑权威、追寻真理的种子。虽然它还很微小，但已经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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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贝格尔号驶入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寒冷的水域。这里的狐狸体型稍大，却异常温顺迟钝，甚至允许我们靠近到触手可及的距离。
“达尔文先生，狐狸一般不都是狡猾与机警的吗？为什么这里的狐狸却如此迟钝？它们不怕人。”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达尔文抚摸着笔记本磨损的封面，陷入沉思，“而且我还发现，西岛上的狐狸比东岛上的稍小一些，毛色也偏红。这种差异绝非偶然。”
我们认真地记录了这些岛屿的地质特点和物种分布，小心翼翼地采集着动植物标本和化石。这项工作看似枯燥乏味，但当我把一个个标本仔细分类、贴上标签、放入收集袋时，却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是在为真理的大厦添砖加瓦，每一个微小的发现都可能是未来伟大理论的基石。
达尔文教会了我如何观察，不仅仅是“看”，而是真正地“看见”。他教我注意物种间最微小的差异，思考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学会用科学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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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的航程将我们带到了南美洲的半沙漠地带。烈日炙烤着红色的大地，仙人掌和耐旱灌木是这里的主宰。就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却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具大型食草动物的头骨化石，半埋在干燥的沙土中。
“达尔文先生，大型食草动物一般都生活在森林或草原里，但这里是荒漠……这太不寻常了。”
达尔文用刷子轻轻拂去化石上的沙粒，抬头对我露出赞赏的笑容：“跟了我这么久，你果然成长了不少啊，已经学会将环境与物种特性联系起来了。我想这大概是地质结构在不断变化吧！也许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是一片肥沃的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