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浸骨的九月，东南大学中文系的阶梯教室里，静得只剩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连窗外梧桐叶飘落的轻响，都清晰得仿佛在耳边。
黄江北伏在桌案前，额角沁出的薄汗顺着鬓角滑下，他抬手用袖口随意抹了把，目光却死死钉在眼前的申论试卷上。
试卷正中的策论题，是关于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深度剖析。他握着钢笔的手骨节微凸，落笔时却稳得像生了根，笔下的文字既有中文系特有的人文温度，又裹着一股子扎进泥土里的务实——那是他在青城山道观跟着道长听遍民生疾苦，又靠着山下乡邻一口饭、一件衣接济着，才一步步走到燕园的烙印。
斜前方的李木森，却是另一副光景。
熨帖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腕上的石英表指针走得精准，他答题时节奏分明，眉头微蹙间，笔尖落在纸上的字迹依旧利落干脆。作为中文系学生会**，李木森的履历光鲜得能晃眼：党员身份、连续三年校级一等奖学金、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系里老师提起他，都笑着说“这孩子是天生吃体制饭的料”。
这场考试，是中组部选调生的校内选拔笔试。整个中文系只分到两个推荐名额，考场里却挤了三十多个院系拔尖的学生，空气里飘着的不仅是墨香，还有藏不住的竞争锋芒。
行测卷上的数量关系题，难住了大半考生，黄江北却咬着牙，在草稿纸上列满密密麻麻的算式，硬是把最后两道压轴题啃了下来。笔尖顿住的瞬间，他想起小时候道长教他读《商君书》，说“事无礼则不成，人无礼则不生，国无礼则不宁”。那时候只当是书里的道理，如今写策论时才懂，基层的“礼”，从来都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笔试过后三天，结构化面试在行政楼的会议室举行。
五位考官里，两位是中组部下来的干部，问题抛得刁钻又犀利。轮到李木森时，考官问：“基层条件艰苦，你凭什么能坚持下去？”
他挺直脊背，声音清亮：“我父亲是老乡镇干部，我从小跟着他在乡镇长大，见过凌晨三点的乡道，也见过农民丰收时攥着稻穗的笑脸。基层于我，不是跳板，是根。”
话音落，考官们相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