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在我书包里翻找着。“嗯，gover-nment课，杰斐逊的课，在六号楼。”
无论我向哪个方向看，都无法避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
“我要去四号楼，我可以给你带路……”显然是热情过头了。“我是埃里克。”他补充到。
我尝试着微笑：“谢谢。”
我们穿上夹克，冲进如影随行的雨幕中。我可以发誓有好几个人紧跟在我们后面，近得都能偷听到我们对话。我希望我不要变得这样多疑。
“嗯，这里跟凤凰城很不一样，嗯？”他问道。
“很不一样。”
“那里不常下雨，对吧？”
“一年三四次。”
“哇，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疑惑地问。
“阳光灿烂。”我告诉他。
“你看上不太黑。”
“我母亲是半个白化病人。”
他担心地审视着我的脸。我叹了口气。这里看上去乌云密布，和幽默感格格不入。几个月以后我就会忘记怎么说反讽话了。
我们往回走，绕过自助餐厅，走到南边体育馆旁的建筑物那里。埃里克让我直走到门口，尽管门上标得清清楚楚。
“好了，祝你好运，”当我摸到门把手时他说。“也许我们还会有别的课一起上。”他听上去满心期待。
我对他敷衍地一笑，走了进去。
这个上午的余下时间都在同样的模式中度过。教我三角函数的瓦尔纳老师——我本该只因为他教的科目而讨厌他——是唯一一个让我站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的人。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完，然后在回到座位的路上还绊到了我自己。
两堂课后，我开始认得每堂课上的一些面孔。总有一些人比别人更勇敢地过来介绍他自己，问我是否喜欢福克斯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试图回答得更老练些，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在不停地说谎。至少我用不着那张地图了。
有个女孩在三角函数课和西班牙语课上都坐在我旁边，午餐时间她和我一起去自助餐厅。她个子娇小，比我五英尺四英寸的身高矮几英寸，但她蓬松的黑色卷发填补了一些我们身高上的差距。我没记住她的名字，所以当她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老师和课程时我只能微笑和点头。我不打算跟进她的话题。
我们坐在一张坐满她的朋友的长桌尽头，她向她的几个朋友介绍我。她一说完我就忘掉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看上去对她敢于和我说话这点印象深刻。那个来自英国的男孩，埃里克，从房间的另一头向我招手。
就在这里，坐在餐厅里，尝试着和七个好奇的陌生人对话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他们坐在自助餐厅的一角，与我坐的地方隔着长长的房间。他们五个人，既不交谈，也不吃东西，尽管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盘不曾动过的食物。他们不像大多数学生那样呆呆地盯着我看，因此盯着他们看很安全，不必担心遇上一双太过感兴趣的眼睛。但这些都不是吸引我注意力的原因。
他们的长相并不相似。三个男孩中的一个体格健硕——浑身的肌肉像个专业举重运动员——长着一头卷曲的黑发。另一个男孩更高些，瘦削些，但还是很健壮，头发是蜜色的。最后一个男孩身材瘦长，更纤细些，有着慵懒凌乱的红发。他比另外两个显得更孩子气些，那两个看上去更像是大学生，或者说，更像这里的老师而不像是学生。
两个女孩刚好是相反的类型。高个子的女孩长得像雕像一样。她有着美丽的轮廓，就是你会在运动画报游泳版封面上看到的那种，只是和她呆在一个房间，就能让她周围的每个女孩子自尊都深受打击的美丽。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轻轻地飘拂在她的后背中间。那个矮个子女孩看上去像个精灵，身材极其纤细，有着小巧精致的五官。她黝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向各个方向张扬着。
但是，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像粉笔一样苍白，比生活在这个缺乏阳光的小镇里的任何学生都要苍白。比我这个白化病人还要白。无论发色深浅，他们都有着黑色的眸子。在他们的眼睛下都有着黑色的阴影——略带紫色的，瘀伤一样的阴影。就好像他们经历了一个无眠之夜，又或者是鼻子折断了还没好。尽管他们的鼻子，他们的五官，都既笔挺又完美，棱角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