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的眼光，又落到炕对面地上的那个横柜，它有两米多长，是大帅从9岁睡到19岁的地方。**(）多少梦，就是在那个柜上做的。这个柜子，虽不如红木小橱那么值钱，却也是清代产物，弄到燕京卖个几十万不成问题。
大帅共有姐妹6人，大哥成家后，住在村南三间土房里。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到外村。三姐成婚后住在本村。弟弟小几岁，过去年代和父母睡炕上，大帅没了地方，夏天睡门洞，天气冷时就睡那个横柜，直到18岁后出去读大学。
“大帅你渴了，来，喝舀子水！”三姐麻利地用舀子从外屋的水缸里舀来大半舀子水，向大帅递来。
大帅小时候，喝了19年的生水，从不拉肚子，后来到了城市，喝生水的光荣传统丢了。此刻见三姐亲情无限地给自己舀来大半舀子水，接还是不接，犹豫一下，不过很快还是接过来了，望了一眼三姐纯朴的笑脸，把舀子举到嘴边，回想着当年的动作，咕嘟咕嘟去喝，只不过响声比原来大，喝下去的水却比原来少得多，咕嘟了几下，就把舀子放到那个红木橱子上，道：“行了，今天在车上喝了一大杯开水了。”
说起在车上喝水，大帅这才想起马唱还在外面，便出门，向院外叫了一声，马唱应声进来，马唱也是农村人，所以对农家小院并不陌生，而且马唱大方得很，进来就和大帅的母亲和三姐打招呼，大帅的母亲和三姐直盯着马唱看，心想大帅真是好福气，在燕京找了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回来，娘俩的目光，看得马唱很不好意思。
娘仨和马唱一起，热热闹闹地说着话，大帅尽量少说话，生怕哪句话说走了嘴，即使这样，他也看见，母亲和三姐，时不时地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
“快晌午了，该做饭咧。”母亲道，“我去贴饼子馇粘粥去。”
贴饼子馇粘粥，在当时的河北农村，已经是相当不错的饭菜了，好多家，在这夏初的日子里，还吃去年的粮食。
大帅的母亲用大铁锅贴饼子的技术，在这个80多户的庄子里，是首屈一指的。那饼子的背面，焦黄焦黄，一点也不见糊，这全靠掌握火候。乡里和县里来人，任谁说也没用，非要到大帅家里吃饭，目的就是吃这贴饼子。再白的馒头也不吃。
乡里刘主任有句口头禅：“吃刘小玲母亲贴的饼子就酱，越吃越胖。”
在过去那个挨饿的年代，能吃胖，是一种奢求。而在现代，干部吃粗粮，也是一种享受。
刘小玲，是大帅三姐的名字。
这个季节天气暖和，全家人在屋场子（就是中间这间房子）吃饭。一张破旧的小木桌上，每人一大碗棒子粥，中间一个“浅子”（用高粱秸杆串成的盛干粮用的物具）上，摞着棒子饼子，“浅子”旁边，一个粗磁小碗，和着大帅的母亲自己做的豆面酱，还有一小碗咸菜。逢上“赶集”，这个季节还能吃上几毛钱一斤的小葱。
饭菜摆好了，母亲又发开了牢骚。
“机磨子活转，又忘了吃饭！”
机磨子活转，是这一带农村的土话，意思是人像机器磨一样，一转起来就不停下。
大帅的父亲虽是农民，却闯荡过世界，自幼习武，耍得一手好双刀，是本地方圆百里有名的双刀王。年轻时开过茶馆，解放后茶馆充公，政府安排他当了供销社营业员，“瓜菜代”年代（“瓜菜代”，一个时代的代表语，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结束不久，赶上大涝，农村无粮，靠南方支援的萝卜丝等代为口粮）时嫌挣钱少，回家种地，谁知种了几年自留地，文化大革命起，自留地收回，每天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挣8个工分，折合人民币0、2元。后来改革开放，大帅家分得两亩地，大帅的父亲便年年在这两亩地上做文章，在老人看来，他鼓捣两亩地，并不比儿子大帅在外面挣钱价值低。
年近花甲的大帅的父亲为人好强，练武练得身体又好，在过去年代，给公家劳动完了，自己在宅院旁开垦“巴掌地”，种向日葵、南瓜、果树，为此文革前受到过表扬，是劳动模范，文革中受到过批判，说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地不让开了，大帅的父亲就养猪养羊养鸡，种地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养殖却是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理由是养殖可以为公家田地提供肥料。那个时期的道理有那个时期的**。
一年的春节，大帅的父亲一高兴，和亲戚们喝了一天的酒，第二天脑溢血了，给拉到了县医院，当时大帅还是个学生，赶紧骑一辆自行车赶到县医院，到了病房见到老父亲只有上气没有下气了。旁边的三姐说，父亲犯病时还清醒，那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赤脚医生给吃了活血药，接着又喝了一大杯白酒，父亲当时口舌不清地说那是儿子从外面带回来的仙酒，包治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