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单位里有事吗？”母亲问我。
“没有翻译任务。”
“我跟你爸爸刚刚回来，挺想你的，一起去打高尔夫吧。”
“没任务，不是没工作啊。”我说。
“怎么没工作？你给我当翻译不是工作吗？”父亲说，“明天我约了几个贝宁的朋友，你给我当翻译。”
我没再说话。我爸他是法文高翻出身，作了大官后，就只带专业翻译了。
第二天在球场上见到的黑人朋友，一见面就知道不同凡响，穿着名贵的衣服和皮鞋，他们都说得一口纯正的法国本土法语，听不到丝毫非洲的大舌音，一位仁兄手上的钻石戒指大过麻将牌。我跟着父亲跟他们打球，探讨在贝宁开掘煤矿的事情，在绿草茵茵的球场上一路走走停停，凭海临风。
我无心恋战，态度不很热情，父亲看我几次，不好在老外面前发作，只好自己应付。
“先期工程，你们上次开出的预算，我觉得还可以压缩，两千万美金吧，我当试验，看看再说。”我父亲说。
“两千万我自己都拿了。”老外说，“您不要开玩笑了。”不软不硬的态度。
“你拿得了两千万，还有后续资金吗？别砸在那，动都动不了。”从小，我父亲就对我说，对老外，无论是黑的白的，就是不能惯着，他从来不说软话。
我是知道父亲有自己的生意的。像他这样的官，这个城市不少，可他利用自己的权和人脉却赚到更多的利益。
但现在，听着他们嘴里的这么庞大的数字，我的脑袋里有欠真实感。我想到的是另一个人，为了钱挣扎，样子愉快。
我给她拨了一个电话，寝室依旧没有人接。
我说：“爸，我有事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