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颍川（今河南许昌），到处是断墙残垣。有户姓王的人家，住在城郊的破屋里，屋顶漏雨，墙根透风，家里连块完整的门板都没有。
每到傍晚，就会有个半大孩子，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就着邻居家透过来的油灯光，捧着本卷边的《诗经》啃——这孩子就是王建，后来和张籍并称“张王乐府”的诗人。那会儿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是王家那个“爱读书的穷小子”。
颍川寒门：啃冷馍、借灯读，穷日子里长出的文学苗子
王建的苦，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他出身“寒门庶族”，搁现在说就是“没背景的普通人家”，赶上安史之乱，家里的薄田被战火毁了，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他，日子过得“吃了上顿没下顿”。
小时候的王建，最盼的不是过年，是邻居家办丧事——不是心狠，是办丧事会煮大锅饭，偶尔能蹭上半碗粥；最宝贝的东西，是一本借来的《诗经》，封面掉了，书页缺了角，他用麻线缝了又缝，走到哪带到哪。有次母亲病了，没钱抓药，他想把书卖了，抱着书在集市上蹲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舍得——那是他唯一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
他读书全靠“偷学”。村里有个老秀才，偶尔会教几个富家子弟读书，王建就趴在人家院墙外听，下雨了就躲在屋檐下，耳朵贴在墙上，生怕漏了一个字。老秀才见他可怜，又肯学，就偶尔把他叫进院里，教他认几个字，送他几张旧纸。王建把纸裁成小条，用炭灰兑水当墨，在上面练字，写满了就擦掉再写，一张纸能反复用十几次。
十几岁时，王建的诗就有点模样了。不是写风花雪月，是写身边的苦日子：邻居家的大婶因为交不起税，被差役拉走；村口的老王头，儿子死在战场上，连尸骨都没找回来。他写“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徵苗”，不是凭空想象，是天天看在眼里的真事。
母亲劝他：“读这些有啥用？不如学门手艺糊口。”王建没说话，把写满诗的纸，藏在枕头底下——他知道，对他这样的穷小子来说，读书写诗，是唯一能跳出寒门的路。
转机出在他十七八岁那年。他听说邻县有个学馆，管饭还不收学费，就揣着母亲连夜缝的粗布衣裳，走了三天路，找到了学馆。在这里，他遇上了这辈子最重要的朋友——张籍。
张籍比他大几岁，也是个穷书生，俩人一见如故。学馆的饭是稀粥配冷馍，菜只有腌萝卜，冬天冷得没法握笔，他们就挤在一张床上，裹着两床打补丁的被子，你念一句诗，我接一句评；没钱买纸，就一起捡别人扔的废纸，裁开了分着用；有次王建得了风寒，发烧咳嗽，张籍就半夜起来，帮他煎药，还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厚棉袄盖在他身上。
那段日子苦得掉渣，却成了王建一辈子的念想。后来他写过一首《寄张籍》，里面说
“忆昔君初纳彩时，不言身属辽阳戍。
早知今日当别离，成君家计良为谁？”
字里行间全是当年一起啃冷馍、共患难的热乎劲儿。也就是在学馆里，王建真正开始“写诗”——不再是随手记身边事，而是学着用更凝练的语言，把寒门子弟的挣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写出来。
他写《村居即事》：
“休看小字大书名，向日持经眼却明。
时过无心求富贵，身闲不梦见公卿。”
表面是说“我不稀罕富贵，也不想当大官”，其实是穷书生的无奈与自我慰藉——不是不想，是知道太难，不如先守着眼前的平静。谁也没想到，这首诗里的“淡泊”，没几年就被现实打破了——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踏上一条更苦的路：从军。
边塞十三年：从颍川书生到军营幕僚，刀光剑影里写出的“士兵悲歌”
贞元十三年（797），王建二十岁。这年河南大旱，学馆断了粮，他不得不回家。看着母亲饿瘦的脸，看着家里空荡荡的米缸，他咬了咬牙——科举遥遥无期，种地养不活家，不如去从军。那会儿幽州节度使刘济在招幕僚，听说只要有点文化，就能混口饭吃，还能有点俸禄寄回家。
王建跟母亲辞行那天，天还没亮。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切成小块包好，塞到他怀里，哭着说：“到了那边，别逞强，活着回来就好。”王建没敢回头，怕母亲看见他的眼泪，一路向北，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幽州。
幽州的冬天，比颍川冷十倍。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吹得人睁不开眼，军营里的帐篷漏风，夜里冻得人直打哆嗦。王建是个书生，没学过打仗，只能做幕僚，帮着写文书、记军功。可就算是文书，也得跟着军队跑——今天扎营在山谷，明天转移到河边，有时候刚写完一份报告，敌军的箭就飞进了帐篷。
第一次见打仗，王建吓傻了。那天他跟着军队在边境巡逻，遇上敌军突袭，箭如雨下，士兵们惨叫着倒下，鲜血染红了雪地。
他躲在石头后面，浑身发抖，手里的笔都掉在了地上。晚上整理阵亡士兵名单时，他看着那些年轻的名字，想起离家时母亲的眼泪，突然明白：诗里写的“战争苦”，远不如眼前的刀光剑影来得真实。
从那以后，王建的笔变了。他不再写田园的平静，开始写边塞的残酷、士兵的痛苦。他的边塞诗，没有“大漠孤烟直”的豪情，只有“白骨露于野”的悲凉——因为他见过，所以写得扎心。
他写《渡辽水》：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各与题本乡。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
想想那个场景：士兵们渡辽水去打仗，离家五千里，出发时父母就知道，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所以给孩子多穿几件衣裳，像办丧事一样送他走；就算有幸把尸骨运回去，也是在墓碑上写个家乡的名字；更多的人，站在辽水边，望着家乡的方向，再也回不去。王建写这首诗时，手里握着的，可能就是某个阵亡士兵的家书——那些没寄出去的信，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
他还写《凉州行》，骂边将的荒淫：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边将们只顾着自己享乐，不修边防，让胡兵占领了州县，还把老百姓赶到胡地，让他们学着说胡语、穿胡服。王建在诗里没喊“边将无能”，却用“去年养子孙，今著毡裘”的对比，把边将的罪责骂得明明白白。
在幽州的十三年，王建从一个二十岁的书生，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的脸被风沙吹得粗糙，手因为常年握笔、写文书，磨出了厚茧，眼睛里也没了早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沧桑。他寄回家的俸禄，让母亲的日子好过了些，可他自己，却常常在夜里失眠——他见过太多死亡，太多分离，太多苦难，这些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里，只能靠写诗来排解。
有次他跟着军队到了一个叫“蓟门”的地方，夜里睡不着，走出帐篷，看到月亮挂在天上，照在荒凉的边塞，突然想起了远在颍川的母亲，想起了学馆里的张籍。他掏出纸笔，借着月光写了首《蓟门行》：
“蓟门逢古老，独立思氛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