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0年的长安酒肆，暮色刚漫过朱雀大街的青石板，角落里就传来“铮”的一声脆响——十七岁的王之涣把长剑往桌案上一按，酒液震得晃了晃，他抹了把嘴角的酒渍，扯着嗓子就唱开了：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邻桌几个文人模样的人皱着眉侧目，这少年穿着锦缎襕衫，眉眼间带着晋阳王氏的贵气，偏生动作像个江湖客，剑穗上的玉坠还沾着尘土——那是他从绛州老家骑马奔来长安时，一路风餐露宿蹭上的。
谁都知道，这孩子出身官宦世家，祖父辈在隋朝就做过官，后来迁到绛州，也是当地数得着的书香门第，可他偏不按常理出牌，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却整天揣着剑往市井里钻，要么跟酒保聊长安的新鲜事，要么追着行脚僧问边塞的风光，家里人劝他“收收性子，好好准备科举”，他却拍着剑鞘笑：“大丈夫当仗剑走天涯，写些无病**的文章有啥意思？”
那会儿的王之涣，眼里的盛唐是鲜活的。他跟着商队走过黄河渡口，看纤夫们喊着号子把粮船拉过急流；也在绛州城外的猎场射过雁，箭尖擦着芦苇秆飞出去时，耳边全是风声和自己的心跳。
有人说他“放荡不羁”，可他不在乎——盛唐的文人本就该这样，既有“穷经典之奥”的才学，也有“击剑悲歌”的豪情，就像他常挂在嘴边的话：“诗里得有活气，要么是黄河的浪，要么是边塞的沙，要是写亭台楼阁，那跟画在纸上的花有啥区别？”
可豪情填不满现实的坑。转眼到了开元初年，王之涣眼看就要三十岁，同龄的世家子弟要么科举及第做了京官，要么靠着门荫补了地方差事，他还在“蹭蹬”——科举考了两次，一次卡在“策论”上，他写的边塞见闻太“野”，主考官说“失了儒者沉稳”；另一次好不容易进了复试，却因为跟监考官争论“雅乐与俗乐”，被安了个“恃才傲物”的名头，又落了榜。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托了好多关系，才在开元九年（721年）给他谋了个“门子”的身份——靠着祖上的功绩，补任冀州衡水主簿。那天王之涣拿着任命书，站在衡水县衙的门口，看着朱红大门上的铜环，就笑不出来了。主簿是个从九品的小官，管的无非是收税、登记户籍这些琐碎事，跟他想象中“仗剑安天下”的日子差了十万八千里。
好在衡水的日子不算无聊。他白天对着账本核田亩，晚上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诗。那时候的衡水是运河边上的重镇，南来北往的商人、文人都爱在这里歇脚，王之涣常跟他们凑在一起喝酒，喝到兴头上就掏出自个儿的诗稿念。
有一回高适路过衡水，两人在酒肆里遇上，王之涣念了首刚写的《宴词》：
“长堤春水绿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
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
高适拍着桌子叫好：“这‘浅处不胜舟’写得妙！把离别的愁绪藏在水里，比喊着‘舍不得’强百倍！”
就这么着，王之涣的诗名慢慢传开了。有人说他的诗“得齐、梁之风”，用词雅畅，却又带着一股子烟火气；也有人说他的诗里有“侠气”，哪怕写儿女情长，也不黏黏糊糊。
他跟王昌龄、高适这些诗人成了好友，几个人聚在一起，最爱做的事就是“旗亭画壁”——找个酒楼上，把写的诗念给歌女听，谁的诗被唱得最多，谁就赢酒喝。
有一回王之涣指着最漂亮的歌女说：“她要是不唱我的诗，我这辈子就不跟你们比了！”结果那歌女一开口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把王之涣美得差点把酒杯碰倒。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麻烦就来了。开元十四年（726年），县里来了个新县丞，看王之涣诗名盛过自己，心里就犯了嘀咕。刚好那会儿县里收税出了点差错，新县丞就抓住机会，到处散播谣言，说王之涣“利用职权勾结商人，私吞税款”。王之涣是个暴脾气，哪里忍得了这个？他拿着账本去找县丞对质，可对方早就把凭证改了，根本说不清。
那天晚上，王之涣站在衡水的运河边，看着船灯在水里晃来晃去，就觉得没意思了。他回到县衙，把印信往桌上一放，写了封辞职信，开头就八个字：“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老子不干了，要去游山玩水，把这破官服给扔了！
这一游，就是十五年。
王之涣背着个布包袱，先回了趟绛州老家，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就骑着马往西边去了。他走的是黄河古道，从龙门石窟到鹳雀楼，一路走一路看。
站在鹳雀楼上时，正是傍晚，夕阳把黄河染成了金红色，远处的群山像卧着的巨龙，他就来了灵感，掏出笔在墙上写：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