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十年，江南的梅雨季来得比往年早。湖州武康县（今浙江德清）的一条窄巷里，柴门被雨水泡得发涨，推开门时“吱呀”一声，像极了巷口老槐树的叹息。门内的小院里，一个七八岁的孩童正蹲在屋檐下，用树枝在湿泥地上画着圈——这便是孟郊，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要走的路，比泥地上的圈曲折得多，也扎人得多。
父亲孟庭玢是昆山县尉，官不大，却也算给家里撑着一片天。孟郊记得，父亲总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官服，晚上回来会把他抱到膝头，教他念“关关雎鸠”。
可没等他念完《诗经》，父亲就病逝了。那是他十岁那年，母亲把父亲的官服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最下面，夜里常常对着箱子抹眼泪，灶膛里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着母亲鬓角新添的白发。
从那天起，“家道中落”不再是书里的词，是米缸见底时的慌张，是冬天没有炭火时冻得发紫的指尖，是邻居阿姨送来半袋糙米时母亲那句“多谢”里的难堪。
江南的水乡总被人写得温柔，在孟郊眼里，温柔是别人家的。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踩着露出脚趾的草鞋，去河边洗衣、去山上拾柴，路过私塾时，会忍不住扒着门框往里看——里面的孩子捧着崭新的书卷，先生摇头晃脑地讲课，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页上，那画面亮得刺眼。母亲看出他的心思，咬牙凑了些钱，让他跟着一位老秀才读书。
孟郊格外拼命，白天帮人放牛时把书挂在牛角上，晚上借着月光翻书，书页被手指磨得卷了边，墨汁沾在指甲缝里，洗都洗不掉。有人笑话他“穷书生还想登天”，他不吭声，只是把书攥得更紧——他知道，读书是他唯一能抓住的绳子，哪怕这绳子磨得手心流血。
二十岁那年，孟郊背着一捆书，揣着母亲烙的几张干饼，去了嵩山。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隐居。那会儿的嵩山不像现在这般热闹，林子里的树长得密不透风，阳光得费劲儿才能从枝叶间挤下来，落在他搭的茅屋顶上。茅屋很小，只能摆下一张床、一张破桌子，下雨时屋顶漏雨，他就把盆碗摆一地接水，叮叮当当的，倒像在给写诗打拍子。
有人问他，好好的江南不待，跑到山里遭罪图啥？孟郊笑着摇头，他图的是这份“静”。在山里，没有邻居的闲言碎语，没有米缸空了的焦虑，风穿过树林的声音、鸟雀归巢的鸣叫，还有他自己的心跳。
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沿着山路走，看到溪边的石头、崖上的松树、草叶上的露珠，都要停下来琢磨半天，然后掏出纸笔写下来。写得不好就揉了扔，纸不够用了就写在树皮上、石头上。山里的日子苦，常常是煮一锅野菜粥，就着咸菜吃一天，冬天冷得睡不着，他就裹着单薄的被子在屋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地改诗。
就是这份苦，磨出了他的“孤”。他不爱跟山外的人打交道，偶尔有樵夫或僧人路过，他也只是客气地递杯热水，不多说话。有人说他“少谐合”，不合群，他不在乎——他的心思全在诗里，那些诗就像他的朋友，懂他的穷，懂他的闷，懂他心里那点不肯低头的劲儿。在嵩山待了近十年，孟郊的诗里有了山的硬气，也有了草的韧劲，只是没人知道，这茅庐里的诗人，心里藏着一个长安梦。
四十岁这年，孟郊把茅屋锁了，背着一捆诗稿，揣着母亲凑的盘缠，第一次去了长安。出发前，母亲把他的衣服缝了又缝，反复叮嘱“到了京城别逞强，吃不饱就写信回来”。他点头，可心里的火苗早烧起来了——四十岁了，再不去考科举，这辈子就真的埋在山里了。
长安真大啊，比他想象中还要大。朱雀大街宽得能并排跑八匹马，两边的店铺挂着五颜六色的幌子，卖胭脂的、卖丝绸的、卖胡饼的，人声鼎沸，连空气里都飘着香。
孟郊攥着怀里的诗稿，走在人群里，觉得像一粒被风吹来的沙，渺小得很。他找了家最便宜的客栈住下，客栈的房间又小又暗，窗外就是臭水沟，可他不在乎，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温书，晚上对着油灯改文章，手指被油灯熏得发黑。
贞元八年的科举，孟郊揣着忐忑进了考场。考场上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的声音，他握着笔，手有点抖——这是他第一次离“做官”这么近，离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这么近。他写得很顺，觉得自己发挥得不错，考完出来，甚至敢站在考场门口，想象高中后骑马游街的样子。
等来的是“落第”。那天他去看榜，挤在人群里，从榜首看到榜尾，看了三遍，都没找到“孟郊”两个字。旁边有人欢呼，有人大哭，孟郊却像被抽了魂，站在原地不动。天慢慢黑了，街上的灯笼亮了起来，他漫无目的地走，走到一条小巷里，蹲在墙根下，忍不住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着的、抽抽搭搭的哭，眼泪砸在地上，很快就干了。回到客栈，他掏出纸笔，写下《落第》：“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被抛弃一次又一次，心里的疼，就像被刀割、被剑戳。
他没脸回家，就在长安待了下来，靠给人抄书、写碑文糊口。抄书的活儿累，一天抄下来，手腕酸得抬不起来，挣的钱只够买几个胡饼。有人劝他“回去吧，山里多自在”，他不肯——他不甘心，四十岁都熬过来了，还差这一年吗？
第二年，孟郊又去考了。这次他更拼，连客栈的门都很少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备考上。考场上，他写得比上次更用心，甚至觉得自己的文章比去年好上十倍。可放榜那天，他又一次站在榜前，从头看到尾，还是没有“孟郊”。
这一次，他没哭，觉得浑身发冷。长安的春天明明很暖，可他却像站在嵩山的寒冬里，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他走回客栈，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不吃不喝躺了两天。第三天早上，他爬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桃花开得正艳，突然就红了眼。他拿起笔，写下《再下第》：“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两次走在长安的街上，什么都没得到，只带着眼泪来看这盛开的花。
有人说他“痴”，都四十多了，还跟年轻人抢功名；有人说他“命苦”，天生就不是做官的料。孟郊听着，不辩解，只是把诗稿收得更紧。
他留在长安，继续抄书，继续写诗，只是笔下的诗，多了几分沉郁，少了几分少年气。他常常坐在客栈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官员，有穿着华丽的公子，也有像他一样的穷书生，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奔头。他想，再试一次，就最后一次，如果还是不行，就回嵩山，再也不出来了。
贞元十二年，孟郊四十六岁，第三次走进考场。这一次，他反而不紧张了，笔握在手里，稳得很。他把这些年的苦、这些年的不甘，都揉进文章里，写得酣畅淋漓。考完出来，他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期待，只是找了个小酒馆，点了一碟小菜，一壶劣酒，慢慢喝着。
放榜那天，他是最后一个去的。人群散得差不多了，榜前只剩下几个没考上的书生，蹲在地上叹气。孟郊走过去，眯着眼睛，从榜尾往上看——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孟郊”两个字，安安静静地排在中间。
他愣了半天，以为自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再看，还是“孟郊”。那一刻，他像被人打了一棍子，又像被人抱了一下，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他不管旁边人的目光，站在榜前，放声大哭，哭了很久，把这些年的委屈、不甘、辛苦，都哭了出来。哭完了，他抹了把脸，转身就去买了匹马——不是什么好马，就是一匹普通的瘦马，可他骑着马，在长安街上跑了起来。
春风吹在脸上，暖暖的，街上的花开得正艳，红的、粉的、白的，一路铺过去，像一条花路。他骑着马，跑得飞快，马蹄声“哒哒哒”，敲在青石板路上，也敲在他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