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离京
十月末，蔡京被押送出京。
囚车经过汴河桥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皇宫。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深深的疲惫。
桥头，苏轼与程颐并肩而立，默默目送。
蔡京看见他们，忽然笑了。他用口型说了三个字，然后转头，再不回望。
“他说什么？”程颐问。
“他说：‘小心章’。”苏轼低声道。
章惇虽倒，但其党羽未清，新党根基仍在。元祐年间的平静，或许只是暴风雨前的间隙。
两人沉默片刻，程颐道：“子瞻，老夫准备辞官了。”
苏轼讶然：“程公何出此言？”
“经此一案，老夫深感疲惫。”程颐望着汴河水，“且名单之事，虽太皇太后不究，但老夫心中有愧。我想回洛阳，专心著述，教书育人。”
“那朝中……”
“朝中有你，有范纯仁，有李诫这般正直之士，够了。”程颐微笑，“治国如烹鲜，需各种火候。我这把老火，该退灶了。”
苏轼拱手：“程公保重。”
“你也保重。”程颐顿了顿，“蜀洛之争不会再起，但政见之争永不会息。子瞻，坚守本心，但也要……学会迂回。”
这是程颐最后的赠言。
两人作别，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残页归处
开封府内，李诫将案件所有证物封存。
那页《水调歌头》残页，经过清洗、裱糊，墨迹虽淡，但字迹犹存。李诫将它装裱成轴，在卷末题记：
“元祐四年秋，汴京司马光旧邸火，现焦尸一具，胸压此页。经查，乃新党余孽章惇为掩王安石手书，构陷忠良之证。此页虽假，然其背后党争之祸、权谋之毒，真实不虚。特存此卷，警醒后世：文人相轻，终为权谋者所乘；党争不息，必致国势日衰。”
他将卷轴呈送太皇太后。高滔滔看后，命悬于崇文殿侧堂——那里是翰林学士起草诏书之处。
“让每一个执笔之人，都看见这页残纸。”她道，“记住：笔下千钧，关乎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