暄软香甜的白面馒头，皮厚馅大的肉包，劲道的汤饼（面条），烙得两面焦黄的麦饼……种种色香味俱全的麦面迅速便征服了往来长安的豪商巨贾、世家子弟。
他们何曾想过，这些植于凉陇，素来难以下咽的麦子，竟能化作如此珍馐？
不过半年光景，往来皇商食肆，品尝一碗热腾腾的汤饼，或几只白胖的包子馒头，便已成为京兆豪富及商贾间一种新的风尚。
甚至不少军中将领、鹰扬府兵，在领了赏赐或休沐之日，也愿意跑趟长安，挤在食肆里，就为吃上一碗扎实的汤饼，几个油汪汪的肉包子，大呼过瘾。
其中，那开花馒头因制作工艺最为复杂，色泽雪白，形态美观，每日限量供应几十份，直接价比金帛，成为身份与财力的象征。
这股食麦面的风潮，自然也影响到了家中本就拥有田庄、坞堡的豪强大户。
去年十月，他们眼见朝廷在大力推广种麦之事，便也跟风在自家水浇地旁种了不少。
今岁麦收后，一些眼光敏锐的豪强大宗，便开始效仿官家，在自家庄园临近溪流处兴建小型水磨，或购置大型畜力石磨。
这些磨坊不仅是加工自家产的麦子，同样做起了替人磨面、乃至直接售卖精面的生意。
磨面的技艺，也在需求驱动下开始了发展。
有经验的磨工开始通过控制磨眼进料的速度，让麦粒在磨齿间得到更充分的研磨和剪切，使得韧性较强的麸皮尽可能形成大片，而麦实则被磨成细粉。
匠人又制作了不同细密的罗。
罗底或用细纱、马尾，甚至丝绸制成，将磨碎的麦子倒入罗中，反复摇筛。
最细腻、最雪白的头罗面，透过罗底落下，便是豪富之家争相求购的上等精粉，价格不菲。
筛剩下的麸皮碎片再次回磨，再次过罗，得到次一等的二罗面、三罗面，颜色渐次加深，麸皮含量也更高些，价格则逐级下降。
最后剩余的纯粹麸皮，则多用作牲畜饲料，或流入市场，成为贫苦百姓果腹之物。
精面制成的肉饼、汤饼、蒸饼，其口感滋味，远非粗糙的粟米饭、麦饭所能比拟。
味蕾的享受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市场，开始有豪强大户于长安设立食肆，朝廷见此，也乐得放手，不与民争利。
只要向市掾吏缴纳一笔定额的市租，取得许可，便可合法在长安经营面食食肆。
于是，短短一年间，长安城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面馆、饼铺，市面为之愈发热闹繁华。
今年麦收之后，那些自家田庄未曾种麦，或是种了仍觉不足的富户豪商，纷纷遣人携粟米前往各农庄，希望能够换购新麦。
起初，兑换比率颇为混乱，有一石粟换一石麦的，也有一石二斗粟换一石麦的，甚至还有部分奸商跟少许吃不惯麦子的百姓以低价换麦。
混乱持续了不到半月，左冯翊太守郭攸之与临晋令陈祗便会商定下了章程，通令各农庄：
凡以粟易麦者，须依一石六斗粟米换一石麦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否则不予兑换。
此令一出，那些意图低价收购的商贾固然怨声载道。
但掂量一番后，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个价格。
无他，若是要从相对安稳、麦作更为普及的陇右地区千里迢迢运麦至关中，其间人力、物力、损耗折算下来，成本远不止一石六斗粟。
官定比率虽高，却省去了转运的麻烦与风险，且能立刻得到关中本地出产的新麦，算来仍是划算，而百姓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口粮，自然也乐得兑换，更盼着十月继续种麦。
而就在关中大地沉浸于夏收夏种的忙碌与喜悦之时，来自东南方向的流民，一开始三三两两、最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关中。
毫无疑问，这群饥民来自受蝗祸蹂躏的武关周边。
一开始，他们沿着均水河谷挣扎着向北，进入伏牛山层峦迭嶂，期望能在山里找到一线生机。
武关守将王凌见此无能为力，虽明知这批饥民可能流入关中，亦是不加阻拦。
据说初离乡井时尚有七八千人，然而饥饿、疾病、劳累以及山林险阻等种种原因，待他们走出商山古道抵达商雒，只剩三千余人。
镇守商雒的魏延、王平、句扶诸将遇上这群饥民，立即开灶施粥，暂且稳住这些难民性命，随后便安排军士，指引他们继续向西，往长安方向行去。
这些人，又经过一番颠沛折损，到达长安城下时，已不足三千之数。
消息报入相府，丞相当即下令，开仓放粮，妥善安置。
最后，这近三千南阳难民，被引至长安城东、灞水之滨的白鹿原上。
朝廷拨发了大量军中使用的帐篷，作为他们临时的栖身之所，又发放了斧头、镰刀、锄头等铁制工具，令他们在此定居。
最后依据左冯翊农庄的成功经验，直接以这近三千难民为基础，在白鹿原上下设立了四个千人规模的农庄。
白鹿原上，本有零星百来户原有居民耕作于塬上坪地，但大部分地域仍林木葱郁、草莽丛生，兼有鹿獐诸兽可为饥民之食，荆峪沟的溪流穿原而过，又为饥民将来耕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饥民们自朝廷领了工具，便在划定区域内伐木开荒，砍下的木材正好用来建造屋舍。
下旬一日，丞相在尚书令陈震、相府长史杨仪、仓曹掾姜维，以及那位因《渭渠论》而名动长安的太学上舍生杜机的陪同下，亲临白鹿原，视察新农庄的安置情况。
杜机这名京兆杜氏的翘楚，在太学升舍考核中高居第二，去年关中初定时便被举为孝廉，按常例，外放一县县长历练亦属寻常。
而丞相却将他安排到了这白鹿原上，负责安置数千难民、筹建新农庄等基层事务。
此举在不少人看来，或有些大材小用，委屈了这位新锐，而那杜氏子却不如年轻的蒋琬一般以此为恶，反明丞相深意。
若连这数千逃荒饥民的安置都能处置得井井有条，展现出过人的治理才能，那么将来放为一县令长，乃至再为一部太守，安能不游刃有余？
站在刚刚扎下的营寨前，望着远处有序伐木、清理土地的难民，丞相缓声询问身旁的青年：
“安置此数千百姓，千头万绪，君将如何着手？”
杜机闻言，整了整衣冠，便将自己一腹方略与丞相娓娓道来。
先从稳定人心、保障食宿医药说起，再谈到如何依户分地、组织生产，如何利用荆峪沟水源规划灌溉，如何借鉴临晋等地农庄的奖惩之制以激励垦荒，甚至提及将来庄内蒙学、耆老议事等长远规划。
他一番言语条理分明，既遵循朝廷设立农庄的基本框架，又针对白鹿原的实地情况，提出了几条因地制宜的细则。
譬如利用原上的林、坪资源，为朝廷养牛、放马，种植果木，作为庄内副业等。
丞相静静听着，不时微微颔首。
待杜机离去，丞相抚须良久，最后才对随行的陈震、杨仪等人笑着赞了一声：“此子非百里之才，乃有一州之器量啊。”